5月的柏林法院出现了少见一幕：大批华人排队等候进入庭审旁听席，其中不少女性专程从外地赶来。大家关注的，是近来
此次受审的邵之霆，现年33岁，拥有医学背景，在德国攻读博士。德国检方指控其涉嫌性侵犯、教唆利用麻醉药实施性侵、严重身体伤害及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等多项罪名。
检方认为，他不仅是海外社交平台聊天群组“德国老司机驾校”核心成员之一，还长期在群内向其他人提供麻醉药物使用指导。
2024年德国警方接到多起报案后启动调查，逐步锁定这个潜藏在海外华人圈的跨国性侵犯罪群组。该群组共有8名成员，他们在此交流下药迷奸的作案手法，分享自己实施强奸的视频。他们的身份横跨肿瘤医生、电子工程师、车企职工、留学高材生，依托隐秘的聊天群组形成一个性侵犯罪共同体。
本案曝光后，曾轰动一时的韩国“N号房”事件也被引出再次讨论。较之偷拍、上传女性私密视频“N号房”事件，“德国老司机驾校”案中下药迷奸等行为直接、深度入侵现实生活，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深远。
截至目前，该群组8人中已有6人落网，相关司法程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推进。被德方起诉的4人中已有3人被判决，目前邵之霆还在等待判决。
庭审陆续披露出这群人有计划的作案行为，同时也牵出更多疑问：迷奸药物从何而来？隐秘的线上群组，如何成为一群施暴者的狂欢？
上周，5月18日与20日这两天，柏林法院A500厅外排起长队。大量当地华人前往柏林法院旁听邵之霆案开庭。“德国老司机驾校”一案曝光以来，不仅震动国际舆论，也引发海外华人社群的持续关注和讨论。
自发前来的旁听者中，女性居多，也有少量男性旁听者，不少人甚至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由于旁听人数超出预期，法院临时将庭审地点从原定的A606厅调整至更大的A500厅。
部分旁听者坦言，来到现场旁听是出于对案件本身的关注与好奇。驻德国的自由撰稿人罗洁琪则告诉南都，也有不少人是希望到场“凝视”他，“对他形成一种无声的谴责。”
柏林法院向南都记者提供的信息显示，邵之霆（音译，Zhingting.S）被指控性侵犯、协助及教唆加重强奸和严重身体伤害，以及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等多项罪名。
据检方指控，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期间，邵之霆曾多次在北京趁一名女子熟睡时实施性侵并拍摄照片，部分行为涉及与其他Telegram群组成员共同实施。Telegram是一个海外常用的在线聊天软件，比微信拥有更强的匿名性，并具备阅后即焚等功能。
检方指控还显示，邵之霆自2024年起多次在Telegram群组成员提供麻醉药物使用“指导”，涉嫌教唆他人利用麻醉药实施性侵。
据旁听人员介绍，5月18日的庭审较原定时间推迟约40分钟开始，庭审时间大约持续了一小时。开庭前，翻译员首先说明了下一次开庭时间及相关安排。
邵之霆被安排坐在法庭左侧玻璃隔间内，身穿灰黑色长袖T恤，留平头，戴眼镜及蓝色医用口罩，全程未摘下口罩。“和网传图片一样，额头特征比较明显。”一位旁听者表示。
庭审中，邵之霆很少主动看向旁听席，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法庭发言者身上。据罗洁琪回忆，“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律师还是翻译在讲话时，他都会很认真地听，对方一边说，他一边不断点头。”由于邵全程佩戴口罩，旁听者难以观察到其情绪变化。
5月18日的庭审主要围绕Telegram群组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展开。当天一名IT技术专家出庭，对相关账号、群组成员规模以及聊天记录进行说明，包括邵之霆参与过哪些群组、使用过哪些账号名称，以及其在群内的发言情况等。罗洁琪回忆，当专家证人展示群聊记录时，邵之霆辩护律师提出，“已读”标记可能只是系统自动记录，并不能证明邵之霆实际阅读相关内容，也不能据此认定其积极参与群组活动。
5月20日的庭审时间更短。公开庭审环节约三四十分钟。开庭前邵之霆已被带入被告席内，他一直在玻璃间里来回踱步，不停看着自己手上的材料。
庭审期间邵之霆的辩护律师先后以证据材料中文翻译“质量太差”、部分质证内容不应公开审理两次提出休庭，最终法庭决定，当日部分证据质证环节转为不公开进行，旁听人员随后被要求离场。
事实上，这并不是邵之霆案第一次出现“不公开审理”争议。5月4日的庭审中，邵之霆辩护律师同样曾申请将部分庭审内容转为不公开审理。法庭随后也曾要求旁听者暂时离开。
邵之霆并不是第一个站上被告席的人。两年前该群组中首名施害者张大鹏落网，围绕迷奸案的调查走向深入。据法律文书显示，除“德国老司机驾校”这一群组外，成员们还拥有多个分享性侵、迷奸等信息的群组，有的群组规模达数千人。案发后，德国华人圈里弥漫着不安的情绪——人们担心日常生活中潜藏着更多的施暴者。
据了解，针对邵之霆案，柏林法院将于6月2日、8日、18日及24日继续开庭审理。
2024年张大鹏（音译，Dapeng.Z）的落网，让这个长期潜伏于Telegram的跨国性侵犯罪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目前尚难确定这群施暴者实施迷奸行为的时间跨度有多长，案件的突破是在2024年11月14日。接获多名受害女性报案后，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在法兰克福一个超市停车场将张大鹏抓获，此地离张大鹏的工作地点不远。
随后，警方在他的住所内查获大量药物、电子设备及Telegram聊天记录。调查发现，自2020年起，张大鹏通过色情网站广告接触Telegram相关群组，并逐渐与25个聊天群组建立联系，接触成员超过2300人。这些群组长期传播迷奸视频、偷拍照片，交流麻醉药物的使用经验及获取渠道。
张大鹏是“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组最活跃的成员之一。该群组内共有8人，他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长期向成员出售麻醉药，还持续分享下药性侵的经验。
由此，黑森州刑事警察局成立了一个约40人的专案组，根据群聊记录持续追查涉案人员身份，并在德国多地展开抓捕行动。随后一个多月内，多名涉案嫌疑人被逮捕，包括周同（音译，Tong.Z）、许徐开元（音译，Xukaiyuan.X）、蒋中懿（音译，Zhongyi.J）及邵之霆等。目前张大鹏、周同、蒋中懿、邵之霆均被起诉，许徐开元则在事情暴露后自杀。
案件链条甚至延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根据德方线年美国洛杉矶执法部门对南加州大学的在读博士翁偲喆（音译，Sizhe Weng，又名Steven Weng。洛杉矶检方中文通报写作“翁思哲”，亦有消息称写作“翁偲哲”）住所搜查并实施逮捕。
翁偲喆被指控在2021年至2024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通过下药方式性侵多名女性。目前翁案由洛杉矶地方检察院性犯罪部门负责起诉。综合公开信息，翁偲喆出生于1995年，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2020年取得南加州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其后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曾在克罗宁实验室（Cronin Research Lab）工作。
涉案受害者大多为中国女性，施暴者主要通过熟人关系、社交媒体以及短期居住等场景锁定“目标”。
张大鹏曾向Telegram群组实时发送现场照片，包括受害者被束缚后的画面，并评论“脚也很好，玩些小束缚游戏”“这条束缚绳真的很好用”。群组多位成员一边观看现场进展，一边赞以“专业司机”“专业汽车之神”等词。张大鹏则表示：“无论有没有车，首先都必须准备好装备”“想做什么，工具都要齐全”。
周同在自己公寓、其他住所及邻居家等多个卫生间秘密安装摄像头，长期偷拍女性隐私画面并发送至群组。蒋中懿则用三脚架架起录像设备记录每次性侵过程，并将实时画面传输至平板电脑，甚至一边施害一边观看录像。
几名在德国受审的被告人在庭审现场均遮挡了面部，没有一人在镜头下露出真容。拍摄画面显示，张大鹏、周同用衣物完全套住头部，蒋中懿则举起文件挡脸，近日受审的邵之霆也始终戴着口罩。
群组成员自称“司机”，将目标女性称为“汽车”，把对麻醉状态下女性实施性侵称作“开车”。“油”或“汽油”代指麻醉药物，“加油”则意味着向受害者下药。
有恋爱关系的女性是“私人车”，陌生女性被称为“野车”或“外来车”，外貌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则被物化为“豪车”。麻醉后失去意识的受害者被称作“死猪”，半昏迷状态则被称为“半死猪”。
涉案的几种药物在德国精神麻醉药品监管体系中分处不同层级。施暴者如何获得被列入监管的精神麻醉药品？法律文书显示，张大鹏管理着一个名为“客服”的群组，用于和购买药品的买家交流，该群有32名成员。他曾在庭审中供述了至少三次药品交易行为，其本人也曾从他人处订购。
公开报道显示，德国多地警方近几年多次部署针对精麻药品非法贩运的打击行动，药品来源有医疗系统和药店等“监守自盗”，也存在跨国输入渠道。欧洲药监局报告显示，此类药品及原料的生产、加工和运输往往分散于多个国家，并通过海运集装箱伪装成普通商品跨境流通。交易主要依赖匿名网络平台，同时也包括社交媒体和部分正规电商渠道。
施暴者屡次混合使用大剂量麻醉药物，存在明显导致受害者致死的风险。多名受害者在被下药后曾出现严重呼吸困难、气道阻塞等危险情况。在药物作用下，人体原本用于自我保护的咳嗽、吞咽和呕吐反射会明显减弱甚至消失，极易导致胃内容物误吸进入肺部，进而引发窒息或肺功能衰竭。而施暴者对上述风险完全知情，却仍继续实施犯罪，其目的仅在于满足个人性欲。
“受害者数次停止呼吸后最终得以存活，纯属侥幸。”这也是张大鹏等人被指控涉嫌谋杀未遂的重要原因之一。
2024年一次作案后，张大鹏曾在现场留下紧急避孕药，并在受害者手机中留下带有威胁意味的纸条照片。纸条内容大意为：如果受害者保持沉默，就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否则，其照片和视频将被传播至互联网。（注：该内容根据德语裁判文书翻译，可能与纸条原文存在差异。）随后，张大鹏离开现场，将仍处于昏迷状态的受害者独自留在公寓内。由于药量过大，受害者约12小时后才恢复意识。
他们维持着 “老实人”和“好男生”的表象。进入司法环节后，有人还试图讲述童年创伤的叙事。体面的身份成了他们持续作案、隐匿身份乃至“洗白”的基础。
周同与张大鹏的聊天中存在吹嘘、夸大甚至捏造信息的成分，因此需要核验照片证据和其他来源。
查获超过2TB的电子数据，其中包含大量秘密拍摄的影像资料，部分文件夹以受害者真实姓名命名，另一些则使用化名分类。
不过法院没有接受这套说辞。参与案件评估的精神与心理专家帕特里夏·P（Patricia P）认为，周同的童年经历不足以构成刑事责任能力显著受损的依据。法院也认为，多年来周同已具备具备成熟心智和独立生活能力，能够稳定处理学业、社交和恋爱关系。“即使在2019年犯罪期间，他也未曾因德国与祖国文化的差异而感到不知所措。”
蒋中懿来自中国安徽，2023年赴德国就读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方向硕士，2024年12月被捕时27岁。在开庭陈述中，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将他的行为定性为“蔑视人类和女性的犯罪”（menschen-und frauenverachtende Straftaten）。
张大鹏存在多重性偏好障碍，具有恋童或恋少年倾向。警方在其住所查获63个存储设备，其中7块硬盘包含超过17万个儿童色情文件，涉及15万余张图片及近1.8万个视频，内容极度残忍不堪。判决书还指出，张大鹏具有自恋型人格特征。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他从未持续担忧自己会被警方发现或逮捕，反而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尤其是与警方相比，处于优越地位”。
邵之霆住所同样查出了大量儿童色情内容。而他的医学背景，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邵之霆北京性侵事件的受害人与他订有婚约，拒绝出庭作证。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被告的未婚夫或未婚妻有权拒绝作证。这被视为德国司法体系限制公权力介入私人关系的重要体现。
由于几名强奸犯还使用了国内的多个通信软件平台作案，在德国、中国、美国等多国警方的合作与线索共享之下，才得以追查这一跨国犯罪群组的情况。
劳东燕向南都记者谈到，在一些英美或中国刑法语境下，5年刑期往往会被直观感受为偏轻。但在德国刑法体系中，由于数罪并罚的上限通常设定在15年左右，14年已属于相对偏重的量刑区间。
只要案件中并未发生实际死亡结果，犯罪行为仍可能被归入未遂或结果未发生的类型，从而限制了可适用的刑罚上限，导致即便数罪并罚，最终量刑也被“封顶”在15年以内。
对刑满后仍被认为具有较高再犯风险的人继续实施限制自由的安全措施，从而在刑罚之外提供危险控制手段。相关评估通常结合精神状况与再犯风险判断。这一机制在多起判决中已被适用。
法院判处张大鹏14年有期徒刑，并决定在刑满后适用预防性羁押措施。法院经评估认为，他存在多重性偏好障碍且再犯风险极高，因此仅依靠固定刑期不足以完全排除其社会危险性。
蒋中懿一案。2026年4月14日，慕尼黑地方法院认定其构成两项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及侵犯个人隐私影像记录等罪名，判处11年3个月有期徒刑，并适用预防性羁押。
法院认定周同构成相关性犯罪及谋杀未遂等罪名，判处5年9个月有期徒刑，目前判决也已生效。
根据检方披露，如指控成立，翁偲喆将面临25 年至终身监禁，外加56年加州州立监狱服刑，同时他将被依法终身登记为性犯罪者。
从理论上看，中国仍可能基于刑法对相关行为启动追诉程序。在制度层面，中国对外国判决通常采取“消极承认”立场，即不当然承认外国判决的既判力，但在量刑时会考虑境外已执行刑罚并予以折抵或减轻。至于是否启动再次追诉，则主要取决于中国司法机关的裁量。
声明：德国华人迷奸团伙涉嫌谋杀、性犯罪、制作散播色情影像等多重犯罪，对该案的公共讨论应充分考虑受害者之困境。虽然德国方面向媒体提供了匿名化处理的法律文书，但仍不宜详尽发布性犯罪细节。因此本报道在确保事实的前提下采取了模糊处理，将焦点锁定在施暴者而非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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